安居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解决好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了，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良好的心态，就会成为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最活跃的分子。

记者：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如何能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应采取什么措施？

王育宝：长期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差距较大。要缩小差距，尽快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能与城镇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政府要付出很大成本。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目前内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人均约为13万元。因此，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最少需要花费13万亿元。而这笔庞大的支出，需要政府、企业、居民等共同分担。

在政府层面，一方面要转变行政职能，合理分配财政资源，提高行政执法的能力和政策制定实施的透明度；另一方面，需要做好顶层设计，设计路线图。多方面、分阶段、多角度、有重点、全方位地推进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让他们像城里人一样平等、有尊严地活着。至于企业，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还要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和成果转化的效率，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包括改善农民工的工作条件、建立农民工工资持续增长机制、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加强农民工在职培训等。居民则要努力进取、积极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农民进城后怎样安居？保障房能否起到决定作用？除了保障房，还有哪些内生机制能促使农业转移人口改善自身的住房条件？

王育宝：安居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解决好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了，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良好的心态，就会成为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最活跃的分子。政府再围绕农民的社会保障、完善基础设施等做一些具体工作，农民就可实现安居的目的。

保障房建设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却是解决城市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重要措施。今后，国家还会继续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增加住房供给，提高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水平和生活质量。

目前城中村改造还缺乏顶层设计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但也已经探索出一些值得学习且行之有效的措施和经验。例如：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调动更多民间投资，采用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在保证保障房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推进土地和户籍的一元化管理，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经济补偿-就业安置-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实现农民安居乐业。

记者：“让农民有尊严地活着”应该包含着哪些内涵，如何解决目前农民、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一些问题？

王育宝：“让农民有尊严地活着”，指的是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要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让农民能够共享改革开发的成果。其内涵包括三层。第一层是发展最终目的，是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二层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范围内，每个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第三层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以个人的发展为前提，我们要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等。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民和贫困、落后、文化素质低紧密联系在一起，是被城里人瞧不起的一群人。在城里，农民工干的是最脏、最差、最累的工作。这是由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不完善，以及与农民市民化相关的户籍及其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引起的。要解决农民、农业转移人口受歧视的尴尬局面，首先要深化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让农民切实获得土地使用权收益。对自愿放弃土地使用权收益的进城务工农民，按照其资源的市场价值给予合理的补偿，允许在严格保护耕地红线、符合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开展土地抵押担保等。其次，要依法办好农村医疗卫生、养老保健、义务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完善、深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制度化、法制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更加有力地依法保护农民就业、创业。

记者：“三个一亿人”，会让农民的生活发生何等变化？

王育宝：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而“三个一亿人”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突破口。其量化了新型城镇化的阶段性目标，明确了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任务，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工作的推进和社会监督的开展。

“三个一亿人”首先能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有利于他们住房条件的改善，教育文化素质的提高，还能够提高其平等意识和维护自身权利意识，帮助拓宽就业渠道等。其次，“三个一亿人”将使农民的流动更加自由。农民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负担得以减轻，交通更加便捷，生态环境改善，甚至在将来会出现一批花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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