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治理处于关键的变革期，权力转移显著增强、国际制度建设长期滞后、跨国风险持续蔓延等因素的出现，致使全球治理体系有失均衡、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治理效果有待彰显。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呼声日渐强烈。中国正被加速推向国际事务前台，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未来全球治理改革的关键力量。中国不仅正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也在加大全球公共物品投入，积极变革现存全球治理体系。

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起，中国就开始申请和参加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开放后至加入WTO期间，中国处于学习、吸收过程之中，被动接受全球治理的现实，是全球治理的边缘角色。加入WTO后，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中国经历了对全球治理现实重新认识和逐渐适应的过程，对于全球治理的价值、规制、结果及评判等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存在表现能力不足、地位次要和行动被约束等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被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台，开启了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国在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尚需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作用，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3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德班会晤中谈到：“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中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努力融入国际体系的“追随者”，转变为如今迈向多极格局中重大国际议题的“引领者”。中国高速增长之所以可能，与其加入并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有关。当前，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仍然存在经验积累不足、国际化人才相对匮乏等问题。在未来的全球治理进程中，中国要实现意识和行为的转变，突出强调全球公共利益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以全球利益推动国际社会的整合，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增加全球共性，促进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一是强调联合国的权威并积极参与改革。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高度重视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201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各国在2016年至2018年的会费分摊比例，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会费缴纳大国。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也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状况。过去十年里，中国派出的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人员的数量，已超过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强调联合国的权威，同时积极参与联合国改革。在政治领域，中国一方面赞成加强联合国和安理会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议题上持更加审慎态度；在安全治理领域，中国坚持强调与传统强国平等共存，拒绝任何未经明确协商的约束国家自主决策权的行为；在财政改革领域，中国支持有利于加强管理与监督的改革，积极参与到提高联合国内部财政效率和强化管理措施的改革进程中。

二是以新兴治理机构为抓手制定新规则。国际规则制定权关系到一国的国际影响力。如果说美国引领的是新开放规则的制定，那么中国引领的将是新发展合作规则的制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把“互联互通”和融资平台的搭建作为重要议程，相继发起和设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顺应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潮流。通过为全球治理输出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与地位，是中国积极参与21世纪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顶层设计的具体体现，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未来几年，可以考虑以“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新兴治理机构为抓手，以双边、多边、区域治理机构为重点，与联合国等现有治理机制共同合作，加快形成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三是借助G20平台协调全球重要国家的合作。G20是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边论坛。中国是G20的创始国，非常重视G20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也愿意借助该平台加强与全球重要国家的合作，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共同塑造一个稳定、强劲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前景。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提出“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理念，在这些新理念的引导下推出一系列更为切实的行动方案，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总之，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表现和作为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中国正在提高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加大全球公共产品的投入，主动参与全球多边组织改革，积极承担与本国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与义务，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运作和深度变革，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正义、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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