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当下经贸和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出种种具体路径和方案的同时，更需要从文化和哲学的高度对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国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长期从事中外哲学比较和文化哲学研究的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再林。

“丝绸之路”是世界文明的文化之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张再林：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贸往来的商贸通道，更是一条文化、民族与宗教交流的汇通之旅。从文化融合的角度而言，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世界文明的文化之源，中华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西亚文明、希腊文明等世界主要文明都发端于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或沿途。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等世界主要宗教也诞生于“丝绸之路”沿途或两端。这些宗教和文明都极大地影响了“丝绸之路”沿途地区和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影响了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向。宗教关乎信仰，文化塑造民族性格，宗教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深层问题是价值观的互通和对话问题，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应该把文化交流和价值观的互通放在重要地位来考虑，而不只是停留于经贸合作的具体操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具体而言，诞生在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或沿途的世界主要宗教和中国文化之间有哪些关联？比如说在中国受众较广的佛教。

张再林：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佛教已经进入中国的西域地区，并成为当时新疆南部的主要宗教。当时在西域丝绸之路的南、北道诸地，佛寺林立，石窟成群，僧尼众多，还形成了于阗、 疏勒、 龟兹、 焉耆、 高昌等当时著名的佛教中心。公元3世纪以后，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印度、西域僧侣通过丝绸之路纷纷来到中原传教，并带来了大量佛经典籍，中原朱士行、法显、玄奘等西行求法高僧也纷纷取法印度、西域，佛教渐为生根。印度佛教之所以能长驱直入地东渐华土，除了其对中华文化的新的引导作用之外，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乃是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例如：以“此生故彼生，此起故彼起”的“缘起说”、而非“实有”论为核心的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关系主义”的观念体系，恰恰与“阴阳和合”的大易思想、“以你释我”、“从人从二”的儒家“仁学”思想不谋而合，也说明了佛教与中国文化同属东方文明而具有内在的共通性。

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导致了佛学的中国化以及作为其代表的禅宗的出现和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密宗、显宗等佛教流派的诞生。使得中国从佛教的输入国变成了佛教的输出国，甚至是亚洲佛教的重要发源地，同时也导致了继先秦之后中国思想的第二个黄金期的到来，也就是宋明理学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明理学与其说是对佛学的战而胜之，不如说是佛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结合的成功产物。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和变迁，是外来文化中国化、本土化的一个典范。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佛教之外，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在西亚、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也有较大影响，您能不能也谈谈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张再林：佛教是如此，伊斯兰教也不例外。虽然，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一神论宗教看似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异趣，但从词源学上看，“伊斯兰”切平安、和平之义，其与主张“天下和平”的儒学别无二致。被台湾作家柏杨称为“世界上唯一中国式伊斯兰寺院”的西安化觉寺就是一座有着典型意义的清真寺，不仅其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典型地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汉文化的有机统一，而且寺内的《创建清真寺碑》也非常恰切地说明了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其碑文专门讲到了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的相似性，以其所谓“去恶迁善而为修己之要”、“如至诚不欺为感物之本”、“婚姻则为之相助，死丧则为之相送”，而认为二者“心一而道同”。也正是这种“心一而道同”，才使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和儒教一样重情感、重诗性，看重圣人的德治，也重视“和”的归化和同一。正因如此，清代著名穆斯林学者刘智才创立了一种“中国特色之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杜维明才会真心实意地称他和当代著名穆斯林哲学家纳塞尔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外哲学比较的研究工作，比如说在您的《我与你和我与它：中西社会本体论比较研究》一书中曾专门谈到过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问题，犹太教是基督教本重要来源，而作为基督教分支聂斯托里派演化而来的景教在丝绸之路历史上也曾有过影响，您怎么理解犹太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张再林：是的，提到基督教，就不得不提到基督教的源初形式，发端于西亚文明的犹太教。犹太教的渊源和变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们暂且略过，今天主要介绍一下犹太教的价值观念。和很多东方宗教文化一样，犹太教强调行为的谦逊和律法的遵守，以及一心向善的伦理指向。20世纪的著名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从正统的犹太教和形式的哈西德主义出发，衍演出了对进行犹太教经典解释的《我与你》一书。在该书中，布伯提出人类的两大文明模式：一者是以传统西方文明为代表的工具性的“我与它”式的价值模式，这一模式使得人类走向了唯我主义的偏狭视野，用一种工具理性的功利主义态度来对待世界和他人；另一种是以犹太教为代表的非工具性的、超功利的“我与你”式的价值模式，这种价值模式在人类社会中主要以亲密真挚的师生关系和医患关系为其典范。这种“我与你”式对话主义的价值观在西方文明的漫长发展中一直被遮蔽，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在经过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和哲学思辨之后，古犹太教的这种对话主义的价值观开始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世界共识。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共生”乃至“之间之学”的价值观与犹太教“我与你”式的价值观在精神内核无疑是一致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深层内涵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再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从价值观的“对话”角度来看丝绸之路的重建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再林：毫无疑问，正像我刚才所说，世界的主要文明和宗教之间有着突出的家族相似性，也有着内在的相通性。此外还有着一定的互补性，比如，中国儒家文化强调人伦日用，而佛教倡导出世的取向，强调现世的修为和来世的超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弥补了中国儒家文化中超越维度的不足。

在今天而言，丝绸之路的再造既要重视经济商贸的往来和流通，也不能忽视文化价值之于丝路重建的思想奠基作用。丝绸之路再造的一个深层内涵其实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再融合，既是以中国经济强劲走势为动力的世界区域经济带的新热点，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再次跻身于世界、为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新机遇。在当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共同价值观的共识达成尤为必要，而共同价值观的达成取决于不同文化的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我和它”式的功利主义的对抗模式显然是不行的，“我与你”的对话和共生才有共赢和共发展的可能。中国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积极发展。以开放的心态、包容的胸怀来面对丝绸之路上的不同宗教文化，中国儒家仁厚谦学、道家贵真顺生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才能在对话中得到传播和发扬光大。作为文化学者和哲学学者，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具有开放性和普遍性的思想资源，并能够予以重新阐释和解读，这样，我们中国的文化才有真正走向世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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