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洛院士

幼年立志读书救国

见到汪应洛院士，是在他的办公室。1930年出生的他，如今已85岁高龄，然忆及多年前的往事，细节清楚、逻辑严密。

我们的采访从汪院士的童年开始。那正是日寇铁蹄肆虐中华大地的时候，他说：“我童年在重庆度过8年，对我一生影响极大。当时日本人在重庆狂轰滥炸，经常警报一响就要进防空洞，警报解除了才能继续上学，学习时间很不稳定。有一次，我上学路上看到街边尸横遍野，家也被烧了，迷茫中在江边终于找到父母，所以幼年我一直都希望读书救国。”

高中时，汪应洛考到了著名的徐汇中学，这所学校环境封闭，让一心向学的汪应洛沉下心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交大，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由于国家建设急需人才，只读了三年本科的汪应洛1952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继而转入哈尔滨先学习俄文、后师从苏联专家，攻读管理学研究生；同去的四个人中，只有他一个人通过了该科目的论文答辩，这为他成为管理学领军人物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回到交大后，汪应洛跟着学校迁到西安。汪院士笑着说：“当时西北地区比较落后，我们开大会只能临时搭一个草棚，苦中作乐，就叫它‘草棚礼堂’。”生活虽然艰苦，但汪应洛执着于学术研究；从此，他的生命便跟管理工程教育研究紧紧相连，成为我国管理工程教育与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系统管理学科的奠基人和管理工程教育家。

三峡工程决策：教学和科研实践完美结合

汪院士最注重科研与实践的结合，他接受的一大挑战就是三峡工程的决策，和他的学生做三峡工程的“经济论证”。他解释说：“通俗地说就是论证‘划不划算’，因为国家经济当时比较困难，很多专家认为国力还不允许建设三峡。当时明确要求我们给出定量分析的结论和方案。”

根据国家科委委托，汪应洛等人承担起了三峡工程决策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并参加其后的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专家组，主要研究三峡工程综合评价及决策分析，需要综合研究发电、移民、航运、防洪等因素，要拿出最优化的方案。

汪院士说：“当时争议非常多、非常复杂，争议最激烈的是三峡大坝的高度。定量分析优化计算后，我们提出坝高１８５米、蓄水高１７５米的建议方案，最终被采纳了。”汪院士和他的团队广泛收集各方面意见，定量分析的好处体现了出来。汪院士说：“有老专家担心我们负担不起投资的利息，但系统工程的优化计算和综合权衡结果表明，三峡工程投资需要１０００多亿元，但并不是一次投入，而是分期分批按照工程进度来投资，我们用计算机算了一笔细账，我国的国力是可以承受。而且我们也提出，三峡工程不是完全建成才能启用，而是建成一个机组就可以发电，可以‘以电养电’。”

这一判断，随后在三峡大坝的实际建设和运营中得到了证明，也进一步说明了汪院士“科研实践和理论研究相互结合”的研究指导非常科学。

对前沿科学依然充满热情

汪院士桃李天下，是卓越的管理工程教育家。他认为，作为工科大学的老师，首先一定要注重工科实践，这样教学才能“有血有肉”，千万不要把教学和科研对立起来。其次，他建议高校老师一定要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

如今，耄耋之年的汪院士依然在坚持工作，他说话思维缜密、头脑清晰，有什么养生诀窍？汪院士说：“我没有什么‘技巧’，硬要说有，那就是我坚持学习前沿知识。”他谈到了大数据研究对于管理学的意义，并打算开设相关的前沿专业。讲到学科发展，汪院士依然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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